占卜趣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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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趣话(十三)
首先发现问题的,当追溯到东汉的王充,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子。墨子写过一篇《非命》。提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长平之战,赵国军队被纸上谈兵的赵括错误指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全被活埋的事实,墨子就此提出质问:难道这些并非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都命中注定了要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到东汉的王充,也在《论衡》中提出了:“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不过,王充是对墨子《非命》观的辩驳。作为坚持“禄命说”的他。认定一个人先天的命要服从后天的运,而个人的运要服从小家的运;每个小家的运又当服从国之大运。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的。按此说法,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四同的八字,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其人生际遇会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后人依然在如何看待四同八字的问题上大犯糊涂。比如清代《庸闲斋笔记》的作者就认为,普天之下八字相同的人数量很多,大家贫富贵贱多不相同,命理对此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所以说到底,命理之学不过是一种糊口的营生。进而大发慈悲地说“世之穷民游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几千人矣,若明著其论,则将尽无告者而饥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如此看似慈悲为怀的说道,只能说明此人思考问题十分肤浅而已。
如何看待出生时间“四同”人的命运,认识最为错误、最为愚蠢,但也最愿用事实来验证的当数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五杂俎》曾记载,他登基以后,就急忙派人到民间寻找与自己八字四同的人。最后在江阴还真找到一位。带到朱元璋面前一看、一问,才知是一个养了十三桶蜜蜂,靠卖蜂蜜为生的老头。朱元璋于是恍然大悟:我的治下有十三个布政司,他拥有十三个峰王——这也算是命运相同吧?
当然,朱元璋与养蜂人的命运相同处,还不仅此。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共同点:都出生于贫贱家庭,都有比较多的兄弟。朱元璋的父亲从泗州迁居濠州,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朱元璋属于最小的一个。
更有人认为,当时民间尚无钟表记时,就算是朱元璋与养蜂人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否真的同时,仍应值得怀疑。即使同一个时辰,也还有时辰刻数上的差异。毕竟一个时辰还有上中下三刻之分。
我个人认为,若在时辰上作直线式地去追究命运的差异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干支论命,本质上就是星象论命的延伸。而太阳、月亮、五星对地球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辐射、复杂变动的能量覆盖。从年到月到日再到时的精确,已经把这种影响锁定到了一个极小的时空范围。而古人在发明干支五行纳音时就已注意到了时空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只要我们看“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的说法,就当明白,古人是认定,在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的两个时段里,都是金,都是火,它们在五行上,只有阴阳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
还有,我在好多地方都一再强调,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真理,任何真理都仅具相对性。我们若在时柱基础上再立分柱,就完全有理由进一步立秒柱,立……,这样,就会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成直线式的发展,如此直线下去,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真理朝前多走半步就成谬误”的泥坑。易经思维的伟大,就在于它让我们在模糊时不忘精确,在精确时不忘模糊。而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就在于能从精确与模糊中捕捉事物的本真。
那么八字四同而实际人生却有差异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古人也有另辟蹊径的探讨。
在清代与纪晓岚齐名的钱大昕,也是一个精通命理之人。他曾经为自己身边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做事勤勉的仆人推演过八字。结论是此人将来会立军功,且能因军功达到官阶三品。但是时间过了许久,奇迹并没有一如钱大昕推算的那样发生。于是他怀疑起自己的推命技术,是否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于是抄写了仆人的八字,寄给北京的钦天监。钦天监经过一番研究后,得出结论:造主八字是好,命运也尚可。可惜生活在南方,也就只能终身近贵。要是生活在北方,钱大昕的推论就能成立。而这个仆人,是钱大昕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因父母相继去世,辞官归乡以后雇用的。而钱大昕的老家,正在南方嘉定。
2013年1月14日
(转发自水木罗汉:干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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